第一站：置身事内和历史误导

第一站：置身事内和历史误导#

一、置身事内#

生活即政治

你真的是“免税者”吗？#

在我们的认知里政府非常有钱，但是政府本身不创造任何财富，它所有的钱（政府大楼水电费，公务员工资，国企运营成本等等）都来自你我的口袋。现在的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消费税占大头。比如说你花了6000元买一台手机，意味着你缴纳了690元的增值税+82元的附加税，一共773元给政府。

养老双轨制#

在2014年之前，体制内员工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全额拨付，退休金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80-90%。2014年之后实行所谓的养老金并轨，但是定制了一个所谓的「职业年金」个人交4%，单位交8%。通过“基本养老金+职业年金”的组合，体制内人员退休后的替代率依然基本保持在80%以上。而对于体制外，退休金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40%。

基建狂魔：城投债与高铁亏空#

中国的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6.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国铁集团（原铁道部）总资产约为10.2万亿元，但资产负债率高达62.5%，意味着超过6.3万亿元的天量债务。2024年，净利润只有38.8亿元。甚至连支付利息都极其勉强。除京沪、京广等极少线路，绝大多数高铁线路都在承受巨额的运营亏损。
地方政府被限制直接举债，因此发明了“城投平台”：把土地和公共资产注入这些公司，以此为抵押向银行和市场疯狂借钱，鬼城空城建设由此开始。以贵州省为例2024年，绝大部分地市（州）的政府债务率都超过了165%，其中多个地市更是突破了200%。
无论是高铁亏空还是城投负债，到最后还是你我的税金在兜底。

房地产市场起飞背后#

由于我们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通过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且为控制土地出让的节奏，制造出一种长期的“土地稀缺”，从而把地价越推越高。开发商用天价买下土地，分摊到房价中，而居民透支未来30年从国有银行贷款去还房贷，营造虚假的房地产繁荣。国家利用对土地和贷款的双重垄断，将自身的宏观债务，精准地转移到了每一个微观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上。中国GDP每年5%+稳步提升，而背后是中国居民杠杆率十几年翻三倍的现实。

二、新闻里的假新闻和历史书里的假历史#

记忆是抵抗遗忘的唯一武器。只有了解真实的过去，看清现在的坐标，才能通往更好的未来。

新闻里的假新闻#

动态清零到突然放开：如果不特意提起来，大多数人都不记得22年底突然放开的惨状。而放开的真相并非抓到了所谓的「核酸造假集团」，背后有许多从来没被报道过的事件。

四通桥事件：2022年10月13日(正值二十大前夕)，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现在已经查无此桥)上，彭立发悬挂了两条横幅，并用扩音器循环播放。横幅的具体内容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这两句口号瞬间传遍全网，而彭立发至今下落不明。
白纸革命：2022年11月底，乌鲁木齐大火，居民因为封控无法逃生，乌鲁木齐当地民众走上街头要求解封。随后，南京传媒学院等高校学生静默举白纸，抗议蔓延至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北京（亮马桥）、成都、广州、武汉等核心城市，数万人走上街头手举白纸，政府出动大量警力逮捕数百人，随后在2022年12月7日，政府发布“新十条”，全面放开。伴随着毫无准备的放开，是随之而来的医疗击穿与死亡海啸——而2022年底全国火葬场超负荷运转背后的真实遗体火化数据，至今为止，在民政部的统计公报中依然是刻意抹去的空白。

集体领导与终身连任：

自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以来，1982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原则，长期保障了中共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与“集体领导”模式。但在2018年3月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这一维持近四十年的政治惯例被彻底打破。此次宪法修正案不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以确立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思想权威，并在正文强调党的领导是最本质特征，更具决定性的是彻底删除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连任限制。这一根本性的修改实质上为最高权力的终身无限期连任扫清了法律障碍。

八九六四民运时间线梳理

社会背景： 由于经济体制转型期，通货膨胀，官员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政策漏洞倒买倒卖国家物资牟取暴利（即“官倒”），导致民间对腐败和特权阶层的愤怒不断积聚。体制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政治体制改革、新闻自由和民主化抱有强烈的期待。
4月15日：开明派代表的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高校学生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随后集会的诉求迅速扩大为要求反腐败、反官倒、公开官员财产以及推进民主自由。
4月26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强硬地将学生的和平请愿定性为一场“动乱”，此举极大激化了官方与抗议者之间的矛盾。
4月27日：为抗议社论的定性，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游行。学生冲破了警方的多道封锁线，并获得了沿途北京市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5月中旬：随着对话陷入僵局，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抗议。此时正值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历史性访华，大量国际媒体汇集北京，将广场上的抗议画面实时传向全球。
5月中下旬：绝食运动引发了极其广泛的全社会共鸣与大动员。北京的工人、普通市民、甚至部分国家机关干部、新闻工作者都走上街头声援，游行规模一度达到百万级别。同时，抗议活动也蔓延至全国数十个主要城市，社会秩序一度由民众自发维持。
5月20日：面对失控的局面，中国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调动军队进城。大量北京市民自发走上街头，用肉身、公交车和路障在各个进城路口堵截军队，军民在街头形成了十多天的僵持局面。
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强行从多条路线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尤其是在木樨地等冲突激烈的路段），军队开枪射杀学生和试图阻拦的市民，造成了惨重的流血伤亡（具体死亡人数在数千人，因官方严密封锁至今存在争议）。最终，广场上的剩余学生在军队的重重包围下被迫撤离，军方武力清场完毕。
全国大搜捕：清场结束后，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厉的“秋后算账”，大规模搜捕并通缉学生领袖、知识分子以及参与抗议的普通市民与工人。体制内同情学生的领导人（如赵紫阳）遭到政治清洗并被长期软禁至死。

历史书里的假历史#

抗日战争：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真正抗日的，是国民革命军主导的正面战场。国军共组织了22次十万人以上的大会战，历经1117次重要战役，付出高达321万余人的伤亡代价，268位将官以身殉国。相比之下，中共游击避战，所谓的“百团大战”，发动者彭德怀事后也因“过早暴露我军力量、引起日军报复”而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其总兵力竟在国难当头之际，从1937年的不足4万人，在敌后采用“一分抗日，七分发展”的策略，借机扩张到了1945年的120余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

朝鲜战争：

金日成自1949年起筹备通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该军事计划在1950年初先后获得了斯大林的批准以及毛泽东的战略与兵力背书（包括移交朝鲜族解放军师）。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对韩国发起全面军事进攻，并在三日内占领汉城，战争由此爆发。联合国安理会随即通过第82号和第83号决议，在法理上将其定性为侵略行为，并授权成员国组建16个国家的联合国军向韩国提供军事援助。中国为防止作为地缘政治缓冲区的朝鲜政权覆灭，以“人民志愿军”名义越境参战。在具体的交战过程中，受制于严重的后勤补给匮乏与装备劣势，中国军队采用密集步兵冲锋等战术，不仅在交火中承受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也在长津湖等战役中出现了极高比例的冻饿等非战斗伤亡。

3000万人死亡的饥荒

官方长期将1959年至1961年的全国性大饥荒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然而，解密档案、气象记录与人口学统计揭示了截然不同的事实：这是一场由极端政策与极权体制直接导致的史无前例的人祸。
“天灾”伪证与真实成因： 中国国家气象局的历史数据显示，1959至1961年全国的气候表现属正常年景，并无全国性的大范围毁灭性自然灾害。饥荒的根本原因，是最高决策层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数千万壮劳力被强行脱离农业生产去“大炼钢铁”，导致粮食绝收或烂在田间；同时，中央下达了脱离实际的“高征购”指标，强制收缴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口粮与种子。
暴力锁国与禁止逃荒： 当饥荒蔓延时，为了掩盖政策的彻底失败，各级政府动用民兵把守村落与交通要道，严禁饥民外出逃荒。这种切断求生通道的暴力手段，直接导致了大量村庄出现整户死绝甚至“人相食”的惨剧。
人口学代价： 根据国内外历史学者基于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交叉推算，这三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主要为饿死）人数在 1,500万至3,000万之间，部分学界估算甚至高达4,000万。这是人类和平时期死亡人数最为惨烈的饥荒。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为了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派官僚，毛泽东利用个人崇拜，煽动并武装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学生（红卫兵）与造反派，以“打倒走资派”的名义，彻底瘫痪了国家的公检法系统与行政机制。
暴力的合法化与社会失范： 运动中，法治被全面废除。成百上千万的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公民遭到非法的“抄家”、残酷的“批斗”、游街与刑讯逼供。在“破四旧”的狂热中，大量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古迹与文化典籍被系统性损毁。在广西等地，甚至发生了在官方默许和纵容下的残酷屠杀事件。
系统性的社会代价： 文革不仅导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更彻底摧毁了传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底线（鼓励子女告发父母、学生殴打老师）。据各方相对保守的统计，文革十年间，至少有 150万至200万人 非正常死亡，受到政治迫害和株连的人数则高达上亿人，整整一代人的教育与前途被强制中断。